Page 77 - 新港奉天宮志（上）

第二章 ◆ 清代笨港的溪道變遷和商業發展（1684-1895）
第一篇․廟宇沿革與發展篇

的商船、商行，一時之間都被逐回內地。依據諸羅縣第一任縣令季麒光，因清領之初臺灣無船
隻入港，而奏請豁除貨船入港徵銀：「今富商大賈盡歸內地，且奉旨開洋外番船隻概向閩粵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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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」。 或許鄭氏時已有航行臺、廈諸地各港的「郊」或「行郊」等大商賈，但清初都歸回內
地。
鄭氏時期的商行經營日本航線者是東洋船隊，經營暹邏航線者是西洋航線，經營呂宋、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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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之航線同屬東洋航線，雖然呂宋航線來往船隻不多。 清領後，短時期暫無船隻入港，而後
臺灣的對海外貿易改為以中國大陸為主，日本、南洋為輔。根據《諸羅縣志》康熙末諸羅縣的

商業已是：「北通吳越，南浮交廣。」而且「凡綾羅、綢緞、紗絹、棉布、葛布、苧布、蕉布、
麻布、假羅布，皆至自內地」「山不產鐵，田器、釜鐺之屬悉資內地」臺灣所產則是：「多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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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、多薯芋、脂麻、蔗糖……入內地者尤多。」 換言之，自康熙末，甚而直至咸豐 10 年（1860）
臺灣開港前，兩岸物產呈現高度區域分工，以致商船往來頻仍：本島由大陸進口的貨物有：紡
織品、建材、陶瓷、漆器、紙張、草蓆、鼎鐺、雨傘等，以日常用品、手工業產品為大宗；臺
灣出口至大陸的產品，則以米、糖為大宗，其他如麻、靛藍、花生、樟腦、鹿皮、藤、鹹魚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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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屬農產品。
清代臺灣何時有「郊」或「行郊」入臺交易？根據清末臺灣舉人蔡國琳對臺南三郊由來的
敘述：「鄭氏來臺，漳、泉之民附島寄居，蓋以此為營商之始。」「雍正三年，入臺交易，以

蘇萬利、金永順、李勝興為始。」其中，蘇萬利、金永順、李勝興分別為北郊、南郊、港郊（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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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糖郊）之首。 此雖是清末文人記述之詞，但根據乾隆 55 年（1790）3 月「重建太平橋碑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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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碑文：「雍正六年北郊蘇萬利等自興工本建此橋」 雍正 6 年（1728）已有北郊所修之橋，
則雍正 3 年（1725）郊行開始「入臺交易」之說，可以相信。不過，並非雍正年以前，臺無商
船進出，如前所述，隨著移民日增，且臺灣和大陸間因產業高度的區域分工，康熙末兩岸已是
商船、商團往來絡繹，只是方志中不見用「郊」之名稱而已。

「郊」「行郊」等名稱，在乾、嘉後，臺地的方志中日漸普遍，對臺灣的商人社團漸稱「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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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「行郊」，郊中諸商，則稱之為「郊商」、「郊行」、「郊戶」、「郊舖」。 丁紹儀對「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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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說法為：「城市之零鬻貨物者曰店，聚貨而分售各店者曰郊。」 同治年間淡水同知陳培桂
認為「郊」是：「有郊戶焉，或贌船或自置船」「船中有名出海者，司帳及收攬貨物。復有押

103 清 季麒光，〈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〉，《東寧政事集》，收錄於陳支平主編，《臺灣文獻匯刊》第四輯第
二冊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237。
104 張菼，〈鄭成功的五商〉，頁 22、25。
105 清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卷 8，頁 138、卷 10，頁 194、卷 12，頁 296、卷 12，頁 294。
106 林滿紅，《茶、糖、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（1860-1895）》（臺北：聯經，1997），頁 7-8。
107 林真編，《臺灣私法商事編》（臺北市：臺銀經濟研究室，臺文叢第 91 種），頁 11。根據伊能嘉矩所述，
三郊由來的內容為蔡國琳所述。詳見伊能嘉矩，《台灣文化誌（下卷）》，頁 4。
108 何培夫編，《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：臺南市》（臺北市：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，1992），頁 58-59。
109 蔡淵洯，〈清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〉，《臺師大歷史學報》，14 期，1986 年 6 月，頁 141。
110 清 丁紹儀，《東瀛識略》，卷 3，頁 33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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