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78 - 新港奉天宮志（上）

新港奉天宮志續修◆上
The Temple History Renewal Fengtiangong, Xingang

載，所以監視出海也。」也就是郊戶是指自置船或租船運載貨的船貨商，郊之商業運作和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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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關係。 曾任臺灣道的姚瑩認為：「臺地本無造船之商，亦無運米之商，所云郊商者，不
出郊邑，收貯各路糖米，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。此坐賈，非行商也。」姚瑩認為臺灣名為「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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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」者，只不過是收貯商品，等待內地來船兌運而已。 許多合資的大郊商，常是家在內地，
只是店舖在臺灣而已。因在臺非本籍，本無法參與臺灣在地的科考，但是嘉慶後，不僅方志

常出現「郊」之名稱，而且郊商還漸入士紳之列：「及蔡牽之役，臺人士義勇奉公，郊商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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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餉助軍。事後奏增泮額，並定郊籍三名，附於府學」 直至臺灣設省後，郊籍增為「臺灣
府二名，臺南府三名」。 114

二、笨港的郊商

清領之初，因為臺灣渡航兩岸的唯一正口是鹿耳門和廈門對渡，所以最初郊行僅集中府城。
笨港因不是正口，除了走私船以外，一般貨船均需載運至鹿耳門轉運出洋。康、雍、乾時期，
沿海港市間的貿易比陸運發達，笨港、蚊港、鹽水港、猴樹港等各商港往來，均有賴臺屬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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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轉運。 乾隆 11 年（1746）開始，清政府要求橫洋船、糖船之類的民間商船，在由臺灣返
福建內地時，負責載運規定數量的臺灣米穀到福建各倉，稱之為「臺運」。 116 負有臺運義務的

商船，僅限來往正口的船戶。清領之初至乾隆末，鹿耳門為臺灣唯一正口，笨港因是諸羅縣最
重要的縣倉所在，也成為北路最大的米倉，臺灣北路的米都是先運至笨港販運，再轉至鹿耳門
掛驗出口。除米糧外，北路商船至鹿耳門，也多在笨港轉運，笨港因而成北路商貿之總會，此
時可說是笨港的全盛時代。

隨著北路的移民日眾，笨港闢地日廣，街市也日漸發展。如前章所述，康熙末笨港已形成
商賈輳集的笨港街；雍正初年，笨港街更分化成笨港北街、笨港南街，笨港南街又稱笨港街。（圖

1-1-9）乾隆中葉，笨港南街又分化成笨港前街（又稱笨港南街）、笨港後街，形成諸羅以北最大
的港市。乾隆 49 年（1784）鹿仔港被設為正口，鹿耳門的船戶要求開為正口的鹿仔港也要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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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運：「酌分輓運，以均勞逸」，彰化以北的米糧，不必再運至笨港轉運。 乾隆 53 年（178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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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里坌和福州五虎門對渡，也設為正口。 八里坌最初並未負臺運義務，直到嘉慶 14 年（1809），
才「奏開八里坌口與鹿耳門、鹿仔港一律配運」。 119 乾隆末在鹿仔港、八里坌陸續開港；北路

111 清 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》，卷 11，頁 299。
112 清 姚瑩，《中復堂選集》（臺北市：臺銀經濟研究室，臺文叢第 83 種），頁 135。
113 連橫，《臺灣通史》（臺北市：臺銀經濟研究室，臺文叢第 128 種），卷 11，頁 273。
114 清 蔣師轍，《臺游日記》（臺北市：臺銀經濟研究室，臺文叢第 6 種），卷 1，頁 18。
115 清 六十七、范咸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卷 2，頁 65、89、92。
116 或許乾隆 11 年（1746）之前已有臺運，但之前資料不詳，詳見吳玲青，〈臺灣米價變動與「臺運」變
遷之關聯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，17 卷 1 期，2010 年 3 月，頁 76-77。
1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，《明清史料（戊編第 2 本）》，頁 130a-130b
118 清 慶桂總纂，《清實錄‧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本，2008），卷 1307，頁 26265。
119 清 姚瑩，《東槎紀略》，卷 1，頁 23-24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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